高中历史人教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教学演示课件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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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本质是异，用来显示社会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色人等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
《乐记》认为，音乐源于人心之动。“感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而把音乐演奏起来，加上拿着“干戚羽旄”等道具的舞蹈，就成为“乐”了。音乐能反映人的喜怒哀乐，一个国家的音乐是民心的象征，所以通过“审声”可以知音，通过“审音”可以知乐，而通过“审乐”可以知政。也就是说，音乐和国家的政治兴衰密切相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
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注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随后晋国大夫赵鞅“铸刑鼎”，郑国邓析做“竹刑”，成文法纷纷出现。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郑人铸刑书”，由于郑国执政者子产是一位卓越的改革者，他“铸刑书于鼎”，打破了“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六年 ) 的旧传统，对贵族们任意“化无罪为有罪，变有罪为无罪”的擅断权是一种剥夺。 晋国以叔向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激烈反对。叔向说：“今吾子相郑国，……铸刑书……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公六年 ) 对于叔向的谴责，子产坚定地回答说 ：“吾以救世也。” 就是在大变动的时代潮流面前，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向。 这实质是一场新旧势力的权力之争。
《左传》记载“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意为法律如果不公布的话，它的威力是无穷尽的。夏商周时期颁行的刑书上只有刑名、刑种的规定，而无确切的罪名，刑书刻在竹简上，由贵族掌握施行。贵族依据传统的观念及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去加以解释。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统治恐怖和神秘。 “刑不上大夫”，西周法律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据《周礼小司寇》，贵族犯罪可受特殊处理，即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大夫犯了罪，如在五刑范围之内，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加以捆绑羁押，而令其自己请罪；如属于重大犯罪，也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施以死刑，而令其跪拜自裁。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记·曲礼》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周礼·秋官·小司寇》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左传·昭公六年》
法治：中国古代法治有着“法自君出”的特点，突出君主的无上权威，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所以，法家的“法治”是“君权之上”、“国权至上”的法治。
礼教：即礼仪教化，礼教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化，因其重视名份，又称名教，即以名为教。礼教思想统治影响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对名教系统的破坏行为称为"僭越"。
儒家与法家之争是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是在春秋战国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情况下，诸侯国君们寻求理想治国道路之争。
德治：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掌管刑狱、纠察
韩非子，战国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的弟子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òu），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孟子·梁惠王上》
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材料一：孔子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孔子企望周之复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材料二：孟子提出“定于一”， 尊新王。“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他希望改朝易姓之后，重现孔子所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 ——据《论语》《孟子》
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孔子与孟子主张的异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异同的原因
相同：实现国家统一，恢复礼乐制度。不同：孔子主张复兴周王朝；孟子主张由推行仁政的诸侯建立新的王朝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战乱，民心思定。春秋时期，周王室仍有影响力，孔子对周天子抱有期望；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称王，而子对周王室不再抱有幻想。
许慎《说文解字》释为"灋fǎ，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 "灋fǎ"：一是公平裁判、明断曲直，乃是我国古代先哲赋予"灋"字的基本涵义;二是"灋fǎ "代表了人民心底的向往:"灋fǎ"应该对任何人公平如水，如遇不平，就应该坚决除去。
中国古代裁决法律的神兽——獬豸（xiè zhì）。相传黄帝曾用这一能明辨是非曲直的神兽来决断疑狱。古代法庭上用它来辨别罪犯，它会攻击无理者使其离去。
法：法治，韩非子主张"立法于君"，“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不阿贵”。术：君主统治的手段。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
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故吾以彊（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
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遵守旧的礼制。
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6篇，历史上称为“改法为律”。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后来也指音乐的旋律、节拍，主要含义是稳定。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主要是为了阐明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把法律解释为一种稳定的必须普遍遵守执行的条文。
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眉，论何也？当完城旦。士伍甲斗，拔剑伐，斩人发结，何论？当完为城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秦律十八种：共202简，位于墓主身体右侧，简长27.5厘米，宽0.6厘米。 包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军爵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等18种，律名或其简称写于每条律文尾端，内容涉及农业、仓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方面。
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 赀（罚）徭三旬（三十天）。
完城旦（无期徒刑，筑城），以黥城旦诬（诽谤）人，何论？当黥。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甲□（盗），臧直（值）千钱，乙智（知）其□，受分臧不盈一钱，问乙可（何）论？同论。
甲□（盗）不盈一钱，行乙室，乙弗觉，问乙论可（何）□（也）？毋论。其见智（知）之而弗捕，当赀一盾。
甲□（盗）钱以买丝，寄乙，乙受，弗智（知），乙论可（何）□（也）？毋论。
士五（伍）甲□（盗）一羊，羊颈有索，索直（值）一钱，问可（何）论？甲意所□（盗）羊□（也），而索系羊，甲即牵羊去，议不为过羊。
「誉适（敌）以恐众心者，翏（戮）。」「翏（戮）者可（何）如？生翏（戮），翏（戮）之已乃斩之之谓□（也）。」
甲盗窃，赃值一千钱，乙知道甲盗窃，分赃不满一钱，问乙应如何论处？与甲同样论处。
甲盗窃不满一钱，前往乙家，乙没有察觉，问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如系知情而不加捕拿，应罚一盾。
甲盗钱用以买丝，把丝寄存在乙方处，乙收受了，但不了解盗窃的事，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
士伍甲盗窃一只羊，羊头上有绳，绳值一钱，问应如何论处？甲所要偷的是羊，绳是拴羊的，甲就把羊牵走了，不应以超过盗羊议罪
赞扬敌人而动摇军心的人，应戮。什么叫戮？先活着刑辱示众，然后斩首。
秦朝的刑罚种类大致有8大类30余种。包括死刑、肉刑、流放刑、徒刑、笞刑、羞辱刑、经济刑、株连刑。秦朝的死刑主要有（1）绞刑。（2）枭首。（3）腰斩。是将犯罪人拦腰斩断的酷刑。（4）磔（zhé）。是将犯罪人支解分尸的酷刑。（5）车裂。就是用马车拉扯，将犯罪人身体扯裂而处死的残酷处刑方式。（6）戮。陈尸示众。戮刑是既剥夺犯罪人生命又加以侮辱的刑罚。秦朝的戮刑有两种方式，一是先戮后杀，二是先杀后戮，即戮尸。（7）弃市。是在闹市之中将犯罪人当众处死的刑罚。（8）族刑。族刑也称夷三族，即将犯罪人三族以内的亲属全部一同处死的酷刑。（9）具五刑。是对应处族刑的主犯同时施以黥刑、劓刑、斩趾等肉刑后再处死的酷刑。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群禁。”——李斯
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妻殴夫，耐为隶妾（终身为官府服役）。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交纳钱物而免除死罪）。——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董仲舒《决狱》曰：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主《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董仲舒《决狱》曰：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伊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殴父，不当坐。
汉代的统治思想有什么特点？
外儒内法（儒表法里），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上依赖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儒学讲究伦理教化，而法家重在政令刑罚，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
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故君子重之也。——《春秋繁露·精华》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宣帝来自民间，比较注重实际，不过多考量意识形态，并以严法治理国家。宣帝的做法受到太子的质疑。 太子自幼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熟读四书五经，“柔仁好儒”。史载，太子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因而建言日:“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颇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 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达906卷，770余万宇，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每家有数十万字。 到魏明帝对，常用律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律例繁乱如此，人民一举手一动足都有遭遇被杀被罚的危险。魏明帝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合一百八十余篇，比汉律令大为减省。
北周武帝时期制定的《大律》“凡二十五篇”，制罪“二十五等”，定罪1537条，“条流苛密，比于齐（北齐）法，烦而不要”、宣帝“更峻其法”，导致“上下愁怨”、“内外离心”。 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开皇初年两次“更定新律”，史谓《开皇律》。隋朝统治者鉴于《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将其作为制定《开皇律》的主要参考，并“采魏、晋刑典，下至齐、粱，沿革轻重，取其折衷”，成文“十二卷”。新律制罪二十等，度除“前代鞭刑及枭首”等“苛惨之法”，“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定罪500条，删繁就简，比旧律减少死刑81条、流放刑154条、劳役刑等一千余条。唐朝官修史书评价《开皇律》“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据《隋书》
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公元653年）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也称《唐律疏议》。
斋戒。主祭者须沐浴更衣，戒其嗜欲，以示诚敬。如皇太子主祭共需斋戒五日，前三日于别斋，后两日于正殿且需沐浴更衣，从享官员也需斋戒五日，其余近侍、监官、学官、学生等斋戒一宿即可。斋戒期间可照常办事，唯独“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书，不行刑法，不预秽恶”。——白雪松：浅谈《大唐开元礼》中的释奠礼
名词解释：中华法系 法系是法学上的用语，有时也称法族，是指由若干个国家的法律所组成的，具有共同历史渊源、共同制度内容、共同风貌特征以及共同话语体系的法律体系。自公元前2100年前后在两河流域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法系苏美尔法系以来，世界上已先后出现了埃及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等众多的法律体系。 中华法系是指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国法律和仿照这种法律而制定的东亚、东南亚等封建国家法律的总称。 它的特点是突出成文法典，强调礼法结合，重视家族伦理，民法与刑法不分。 中华法系在唐朝臻于成熟，在宋元明清时期也有新的发展与变化，在清末修律以及民国初年从西方移植新的法律制度之后，逐渐解体。
（1）中国古代法律自成体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 （2）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3）司法从属于行政，法治为人治服务。（4）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礼法结合。（5）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法律以刑为主，重刑轻民。
唐朝宰相崔祐甫云：“能君之德，靖人于教化，教化之兴，始于家庭，延于邦国，事之体大。”显然，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它们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关乎家庭之兴衰，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唐代士人编撰家训的风气很盛。 杜甫作《宗武生日》，劝勉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 韩愈劝诫子弟：“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 元稹训诫子侄“佩服《诗》《书》，以求荣达”“千万努力，无弃斯须”古代训诫类蒙书之代表《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孝子事父，晨省暮参。” 柳玭（pín）《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 朱仁轨《诲子弟言》云：“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
朱柏庐（1627－1698）原名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昆山人（今昆山市），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子家训》仅524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lián）。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各州县做竖牌十面：凡不养父母时常忤逆者，牌书“不孝某人”。尊长无礼，牌书“不义某人”。偷鸡摸狗，牌书“做贼某人”。生事殴人，牌书“凶徒某人”。 ……各用大字钉于本犯门左，每会跪约听讲，街民不与往来。约长等劝令同约完成纳粮的任务，劝戒同约维护地方安定。 ——山西巡抚、刑部侍郎吕坤《乡甲约》
每月朔望日，择宽洁公所，设香案。 届时县中文武官俱至，衣莽衣，礼生唱，序拜，行三跪九叩首礼。兴，退班，齐至讲所，军民人等，环立肃听。 礼生唱，恭请开讲，司讲生诣香案前，跪，恭捧圣谕登台，木铎老人跪，宣读毕。 礼生唱，请宣讲圣谕第一条（康熙“圣谕”及《大清律例》），司讲生按至讲毕而退。——清《仁寿县志》
法律着眼于防范与惩处，教化着眼于教育与引导，二者相辅相成。
乡约“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
法律与教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相辅相成）---中国古代“法礼结合”
1．《左传》记载，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表明早期国家可能有了法律。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铸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中国最早的成文法。据此可知，先秦时期A．法家法治思想成为当时治国共识 B．法律体系建立并走向完备C．礼法结合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D．国家治理日益走向规范化
D.解析：由《禹刑》、《汤刑》、《九刑》到中国最早的成文法，这说明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注重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管理，故D正确；法治思想成为当时治国共识不符合史实，故A错误；法律体系走向完备也不符合史实，故B错误；材料体现不出礼法结合，故C错误。
2．刘邦进入关中后，“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西汉建立后，刘邦令萧何制定汉律。萧何在秦律基础上进行修订，合为九章，称作《九章律》。这反映了A．汉初缺乏对秦亡教训的深思B．秦律与大一统国家治理相适应C．西汉延续了秦朝的治国理念D．汉初立法缺乏充足的思想资源
B.解析：材料反映了在法律上汉承秦制，结合所学可知，其主要原因在于，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其所创设的制度体系与大一统国家治理相适应，所以西汉很多方面沿用秦制，故选B；汉初统治者深刻吸取秦亡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统治政策，故排除AC；材料不能说明汉初缺乏法律方面的思想资源，故排除D。
3．“亲亲得相首匿”是西汉时期确立的刑罚适用原则，即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官府不予追究。这一现象表明当时A．血缘亲情关系逐渐淡化B．儒家纲常伦理渗入法律C．法家思想重新得到重用D．亲亲之间享有相同权利
B.解析：材料“即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官府不予追究”体现的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对法律的影响，B正确；A说法与材料冲突，排除；材料体现的是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并非是法家思想，C排除；D属于对材料的曲解，排除。故选B。
4.唐代制定的法律条文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其余变重为轻的还有很多。但是却把谋反、谋大逆、大不敬、不孝、内乱等定位十恶，"特标篇首"。这体现出唐律A．保证了吏治的清明与高效B．基本精神是维护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C．突显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D．重视教化在治国理政中的积极性作用
B.解析：唐代的法律虽然比隋朝减少了很多，也减轻了刑罚，但是却把“谋反、谋大逆”这种威胁专制统治和“大不敬、不孝”这种违背伦理的相关条文放在唐律所有条文的首篇，这表明唐律的基本精神是维护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故选B项；A项说法过于绝对，故排除；外儒内法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治国理念，不符合材料主旨，故排除C项；D项不符合材料主旨，故排除。
5.朱元璋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订律令，经过缜密的商定，去繁减重，编成《大明律》，又为简化公文起见，于洪武十二年立《案牍减繁式》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由此可见，明初A．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B．重视法令和吏治的建设C．以法治国成为上下共识D．有利于老百姓明晓律令
B.解析：据材料可知，朱元璋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订律令。经过缜密的商定，去繁减重，为使公文明白好懂，又于洪武十二年立《案牍减繁式》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这说明其“重视法令和吏治的建设”，B正确；材料只是体现朱元璋编订律令及简化公文等措施，而没体现法律体系完备，A错误；材料中未提及上下共识，仅体现朱元璋的措施，C项错误；材料中体现的是“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并未涉及老百姓，因此D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