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教案设计

这是一份高中历史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教案设计，共10页。教案主要包含了教学设计，课标要求，教材分析，教学目标，学情分析，教学重难点，讲授新课，思维拓展等内容，欢迎下载使用。
第 1 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教学设计】
——探源中华文明、寻根华夏先祖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 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特征。
【教材分析】
教材从三个维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关系：从生产力发展上看，旧石器到新石器再到青铜器；从社会发展看，从原始人群到部落再到早期国家；从思维发展逻辑上看，遗迹、文物到抽象历史结论。
本课内容十分庞杂，一是时空关系庞大，二是语言表述更多的是现成的结论。三是栏目众多。讲述本课可以引导学生围绕本单元主题，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对后世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本课内容有部分知识是初中学过的，但高中的要求是在知识基础上，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并且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这个层次对刚刚进入高中的孩子所比较困难的。
同时由于课时有限，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虽是重点，但在处理上不主张深度挖掘，我将本课的重点与难点放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出现的关系处理上。
【教学目标】
唯物史观：学生通过史料分析，了解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别和更替，掌握古人类古文化遗存的分布，古代中国从部落到国家的知识和商西周的相关史实。通过向学生展示大量史料，帮助培养学生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通过向学生展示新时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原始人类分布、夏商周的地图，帮助学生更好地将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了解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早期国家的历程。
史料实证：学生通过文献资料所提供的有效信息，认识石器时代的人类演变过程及文化遗存和夏商周时期的相关知识，培养有效解读材料、自主分析归纳知识的能力。
历史解释：研究发现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上具有多源性，让学生认识其文明发展的多元，后来逐渐融合到以中原王朝为代表的文明之中，呈现多元一体的特征。
家国情怀：通过向学生传授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别和更替，古人类古文化遗存的分布，古代中国从部落到国家的知识和商西周的相关史实，树立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学情分析】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其年代久远，内容杂乱，对于刚刚进入高中的学生来说，理解起来难度较大。教师需要做好引导，在引导学生理解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的标志等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遗址图片、神话传说、甲骨文、青铜铭文等多种史料，引导学生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标志，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早期国家产生的原因和特征。
本课内容量大，时空跨度大，从史前文明一直讲到西周灭亡，这对缺乏相应知识储备的高一学生来说难度较大，所以有必要确定课题主旨，围绕核心概念搭建历史学习能力框架。
【教学重难点】
重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与统一性，中国早期国家特征；
难点：归纳早期中华文明文化遗存的特点及分布规律。
【讲授新课】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然而很长时间以来真正的文字和实物可考的历史，我们却只能追溯到商代。作为五千年文明起点的三皇五帝时代一直作为传说写在历史教科书中。三皇五帝和夏朝不仅缺乏信史考证，而且即使在文献的叙述上，许多文明的片段也是模糊的，因此很多外国人根本不信服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以至于出现“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状况。
为此，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该工程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有了总体性认识，不仅用考古史料实证了中华大地的五千年文明，而且明确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进而打破了长期以来有关文明或国家的定义主要由西方学术界制定的状况，提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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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有关文明或国家的标准。
一、文明的起源：石器时代——古人类和文化遗存（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
从生产力角度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家假定的一个时间区段，为考古学上的术语。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对早期人类历史分期的第一个时代，即从出现人类到青铜器的出现，大约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止于距今 5000 至 2000 年左右。
【思维拓展】为什么用“文化遗存”？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地是地势相对平坦、水源充足的黄河长江流域。
指的是考古学文化，专指能够在考古学遗存中观察到的、存在于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并具有一定特征的共同体。单独一种器物或孤立一个遗址是无法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
——严文明《走向21 世纪的考古学》
1、旧石器时代：约 250 万——约 1 万年前（生产力的范畴）
(1)含义：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距今约250 万年-约 1 万年前。
(2)文化遗存代表：
①元谋人：1965 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发现两颗人类门齿，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其绝对地质年代为距今 170 万年，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
元谋人的发现将中国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 100 多万年，表明长江流域的云南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地区，为人类起源与发展多元中心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持。
②北京人：1921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里发现一个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距今约 70 万年至 20 万年，保留猿的某些特征；但手脚分工明显，能打制和使用工具，会使用天然火。
在龙骨山山洞里，发现了大量的灰烙及火烧过的石块和兽骨，有的灰熔成层分布，有的集中成堆，厚达 6 米。在元谋人、蓝田人生活的地层里也有类似的发现。这说明猿人时代用火是普遍的。火的使用是人类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之一，它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从动物界分开。
——朱绍侯 张海鹏 齐涛《中国古代史》
对火的控制也改造了原始人类。火改变了日常饮食。火使那些有毒或太硬的食物去毒或变软。火解放了颅骨，使它不须支撑那些本该用于咀嚼生食的大块肌肉，由此头骨可能增大，脑子也随之增大。对火的拥有还改变了社会关系。一个群体的形成就是以分享同一堆营火作为纽带。驯化本身很可能就是开始于对火焰的管理。火就像一个生命，它必须被孕育、保护、安顿、唤醒、培养、控制、训练和再生。事实上，就是使之社会化从而融入人类生活。
——（美）派恩《火之简史》
火的使用这一技能的掌握，有着及其深远的意义。有了火，就有了光和热。不仅照明、取暖、驱赶野兽等，还促进人类饮食习惯的改变，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也减少了疾病，延长了寿命，加速了人口的增长，而且有助于人们吸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促进了大脑的发育和思维的进化。有了人工取火的使用，人类加快了迈向文明的步伐。
【思考点】观察《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图》指出早期人类分布的基本特点。
特点：分布范围广，既分散又集中，以中原地区最为密集；多分布于大河、大江等自然条件优良、生
存空间较大的区域；凸显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特征。
(3)生产生活特征：
在生产生活领域，能以打制方法制作简单工具并用以采集渔猎，甚至部分地区开始学会用火，并且由于个体能力的相对弱小与原始环境的险恶，主要过着群居生活。
【特别提醒】单位面积果兽数量有限，人口不能密集（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的数十万年间，人类群落的规模一般保持在三五十人之间）； 受时节影响大，食物供给不稳定，相对来说，采集比狩猎更稳定；
2、新石器时代：约 1 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距今 5000 至 2000 多年不等（生产力的范畴）
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类跨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人们解决了哪些生活问题？解决了穿衣吃饭问题，人们生活便利不少，还学会审美。
(1)生产生活特征：
磨制石器的应用--更强大的征服能力；原始农业、畜牧业产生--更稳定的食物供给；陶器的发明与应用--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人口增加，定居成为可能，村社体系诞生。
(2)遗存分布特点：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代表（以农耕文明区别于草原文明）
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地区。上游洮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游汾、涑、伊、洛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
新石器时代的人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一方面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另一方面是他们食物来源的大半或全部都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去获得的。而在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中，后者尤为重要。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思考：观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图》指出其分布的基本特点。
特点：数量较多，分布广泛，朝着多元一体、中原核心方向发展。多元：满天星斗、覆盖面广、各有千秋；一体：多元的同时又有主次，主源头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从遗址的分布来看，地域不限于中原，而是北至今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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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中华大地文明之起源，已如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其中，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部落迁徙、分合、冲突的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地区，是中华文化融合的核心地区。 ——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历史概念】多元一体：
多元：遗址众多，分布区域广，经济生产有区域特色（如南稻北粟）
一体：各地有共同点（如制陶、原始农业、定居等）， 以中原地区的遗址最多（中原地区的辐射）大河文化，农耕为主；内陆文化，敬天祭神；部落文化，血缘家族；玉石文化，图腾崇拜
晚期遗存代表：龙山文化——孕育华夏族(汉族前身)
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考古认为华夏族(汉族前身)是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孕育的。
黑陶制作水平尤佳，蛋壳黑陶“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亮如漆”，蛋壳黑陶以高柄杯最具特色。这种杯上端盘口较大，重心偏上，很不稳定，所以不实用，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贵重的礼器。
黑陶，是一种无釉陶器，出现史前文明时代……长江、黄河流域均有出土，以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为典型代表，蛋壳陶杯器壁十分薄，最薄处仅有 0.2 毫米。蛋壳黑陶杯是史前制陶技术积累的结晶，其制作之精美，工艺之复杂，从选料、制坯、定型到烧造的每一道工序都至关重要，稍有差错会前功尽弃。
——袁野、紫云《中国黑陶发展简史》，李彦英《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浅识》
晚期遗存代表：红山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原始宗教、公共权力、龙图腾崇拜）
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期，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积石冢中较大石椁和玉器随葬品以及规模宏大的祭坛，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和权力神圣化。
有的学者就直接提出：“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表明红山文化晚期的原始崇拜已经向原始宗教方向发展。辽河流域西部古文化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宗教意识形态领域, 并且主要通过宗教意识形态探索这一地区的文明起源。”
【特别提醒】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坛，说明氏族首领的权力以神化的形式得到巩固和加强。原始宗教复杂化是社会组织变化的反映，因此红山文化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牛河梁遗址还不能反映明确的王权，但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已然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
晚期遗存代表：良渚文化——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距今 5300-4300 年）
玉器数量众多，工艺复杂，成为社会分工出现的实证；精美的玉器，证实了先民对美的追求；祭坛则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出现了阶级以及公共权力，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具备国家的初始形态。中国即将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形成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国家雏形成。
2019 年 7 月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3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决定，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申遗成功，表明了良渚古城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际上得到高度肯定和充分认可，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
——《新华网》2019 年 7 月 6 日
3、社会组织的变化：以血缘关系划分社会组织是古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概念。（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产品如何分配。）
生产力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组织关系，在二三百万年的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三个阶段。
(1)原始人群：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打制石器，群居生活。
(2)母系氏族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力低下，氏族成员共同劳动，成果共享。
(3)父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社会贫富分化与不平等的萌芽开始出现，氏族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中出现了权贵阶层。氏族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
初期的“刀耕火种 ”以妇女为主，因而成年女子就将婚盟氏族的丈夫“娶 ”来，参加自己的公社……后来，发展出了较高级的耜耕或者犁耕，农业劳动又转变为以男子为主，因而“女娶男 ”又改变为“男娶女 ”，即由女方居住的家庭形式改变为男方居住的家庭形式，形成父系大家庭。
——《中国大通史.史前卷》
观念、私有制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一旦出现在氏族内部，就产生巨大的离心作用，并在产品交换、部落之间的战争中不断扩大，从而加速原始公有制的崩溃。
——朱绍侯 张海鹏 齐涛《中国古代史》
考古发现，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中出现了权贵阶层。他们通过战争不断扩大财富和权力。人类即将迈入文明的门槛。
二、文明的碰撞：铜石并用时代——从部落到国家
文明的标志众说纷纭，普遍的看法是应包含国家、金属、文字、城市等要素，而国家组织的出现尤为重要，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
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 ”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了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中华文明起源可以上溯到尚未发现文字和大规模金属冶铸遗迹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提出相应的文明判断标准。
1、古史传说时期：三皇五帝 （三皇：神话色彩浓重；五帝：事迹较为具体）
三皇：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带领人们用兽皮制衣、结网打鱼、发明八卦，创造文字结束“结绳记事”的历史；神农氏——为我国农业始祖和医药始祖
五帝：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
三皇五帝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部落联盟时期的状况。炎黄部落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成为文化融合的中心——部落融合加速文明社会的到来。
血缘纽带和部族之间的冲突，致使部族成员必须依赖集体而存活，这反而加强了氏族的向心力。氏族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这种现象是世界各地的早期国家形成之前出现的普遍现象。私有制、阶级分化在这个阶段更加明显，国家产生的步伐加快。
尧舜禹通过“禅让”的方式相继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传说。实际上尧舜禹三个人，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部族，他们之间通过“禅让”的方式转让权力的传说也反映了当时部落联盟的出现。
当然，故事传说大多出自后人的追述，还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去证实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而考古资料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五帝中最后两位尧、舜，可能是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年老时，根据各部落首领的推举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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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舜继承其位。这种做法称为“禅让”。禅让制记载最早见于《尚书》，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尧舜分属不同部族，而禅让制下他们出现权力转让关系，反映了当时出现部落联盟，部落出现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客观趋势。
从初中起我们知道古史传说不是直接史料，不能从科学角度用于论证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变过程，而考古资料可弥补这一缺陷。
2、万邦时代：相当于五帝后期的龙山文化时代，邦国林立。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阶段）
大致在龙山文化时代，中华大地上邦国林立，中国进入“万邦时代。” “万国”也就是“万邦时代”
的出处。而考古发现也证实，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地区都出现了国家的初始形态——邦国。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良渚遗址和陶寺遗址就是邦国的南北代表。中国即将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形成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国家雏形。
【注】考古学家将文明出现后,国家诞生前的政治实体，划分三个阶段：邦国、方国和王国。邦国与王国的区别：有无王权（至少是形式上）的存在；共同特征——均没有打破血缘关系。
邦国：以某一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早期国家的第一个阶段；
方国：一个大邦国与其他众邦国的统一体，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王国：在方国基础上出现至少是形式上的王权，如夏商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遗址：传说中的黄帝
陶寺遗址是一个大型聚落遗址，早期面积就达 160 万平方米。除拥有宫城和贵族居住区的城址外，还有王族墓地、独立仓储区、礼制建筑区、普通居民区等，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天文建筑、各种礼器和乐器……有宫殿、天文建筑、礼器、阶层分化明显，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
从考古实物来说，二里头文化的最新测年是公元前 1750 年到前 1530 年；而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
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文字并成功破译，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至距今 4000 年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扁壶上的朱书文字，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
——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
【思维拓展】为什么新石器时代晚期还不能说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呢？主要是王权还没有出现。王权是被社会成员公认并普遍尊奉、服从的权力。没有出现王权，就是还没有迈进早期国家的门槛。
随着历史的发展，“万邦”逐渐向王朝行进。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大约在公元前 2070 年，禹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相较于万邦古国的分散林立，夏朝的领导地位得到承认，这是权力趋于集中的一种体现。也体现了文明的融合趋势。
龙山时代的中国各地，呈现出古史记载中五帝时代“万邦林立 ”的政治图景。石昂、陶寺等早期国家并进发展。与尧的记载颇为符合的陶寺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反映出“协和万邦 ”政治理想形成。环嵩山地区，位于中原之核心，是东西南北各方势力激荡整合的熔炉，严峻的政治环境，迫使龙山社会领导者们实践更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激发出更具雄心的政治理想，成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的孕育之地。
——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
3、传说中的夏朝：从约公元前 2070 年至约公元前 1600 年，存在了470 余年，这不是准确的时间。
禹因治水有功，接受尧的“禅让”，成为部族联盟首领，建立了我国最早奴隶制国家夏朝。结束了此前邦国林立的纷争状态，大体来看夏朝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框架。
权力传承制度：禅让制（传贤）—世袭制（传子）
社会组织形式：氏族部落（公天下）—奴隶制国家（家天下）
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之前华夏大地上万邦林立的格局犹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但是二里头文化出现之后，周边再也没有与之相匹敌的文化。
传世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夏朝的记载，但是地下的考古资料呢？目前，我们还未能找到确切的证据。而我们所知道二里头文化遗址，在课本中的记载也是“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
上世纪末，声势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通过文献梳理，将夏代纪年大致确定为公元前 2070年至前 1600 年。从考古实物来说，二里头文化的最新测年是公元前 1750 年到前 1530 年，部分与此前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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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夏代纪年重合。恰恰凸显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困境：古史文献的描述与考古实物之间，始终无法完全对应，那么多考古发现，依然无法让所有人心服口服。
二里头遗址现在还不能确证是夏都，因为缺少如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字证据出土。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
——刘周岩：《寻找夏朝》
【学思之窗】
关于启的继位，古书中有不同记载。《史记 ·夏本纪》写道：“益（禹晚年培养的接班人）让帝禹之子启。”《战国策 · 燕策一》记载：“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思考：关于启的继位,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不同说法? 你是如何理解的？
【答案提示】
关于启继位的不同说法目前还不能确定孰是孰非，这反映了从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世袭制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根据《史记 ・ 夏本纪》的记载，禹先举荐培养了皋陶，因皋陶早卒，禹又举荐益作为接班人，说明禅让制在禹的时代仍有很大影响，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将位置传给启。《战国策》以及《史记》中关于启和益、有扈氏的冲突也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说明这一转变并非理想化的风平浪静。
【理解】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的叙述和解释。材料一认为是益主动将王位禅让给启（和平过渡），二材料则认为启是通过政治斗争，打败益而夺得天下（政治斗争）。反映了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世袭制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此种史学现象通常与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史料掌握、研究方法、个人身份和立场、阶级属性等因素有关。
甘之战：夏王启时期（约公元前 21 世纪），启率夏军在甘（今陕西户县境，一说河南今郑州西，或说今洛阳西南）与有扈氏军的一次交战。启击杀益（参见《夏启攻益之战》条）后，积极组建军队、加强统治机构，获取中原各部族首领的承认，使子承父位及君主专制合法化；并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境）召开首领大会，将首领转化为诸侯、贵族，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三、文明的合流：青铜时代——商和西周
1、商：信史由商（BC1600～BC1046）（器以藏礼、字以传史）
(1)商朝何以是“信史”？——殷墟遗址不仅文献有记载，出土了都城遗址、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
遗存，系统展现了商代青铜文明，从而确立了殷商的信史地位。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
在目前发现的 10 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 千多个不同的文字图形，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 1500 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
(2)国家治理：商朝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
商代实行世官制度，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
王事：多宰、小臣；神事：巫、祝、卜、史；民事：小藉臣、司工；军事：多马、多射、师、旅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商王控制着附属国，但控制有限，附属国保持原来地的社会结构，附属国有很大的自主权，甚至可以对商王发动战争，是依靠武力维系的松散联盟。
(3)政治制度特点：神权色彩浓厚；神权与王权结合；商王对外服的控制力有限。
商代的王，是全国一位最高宗教领袖。占卜内容被选出来，刻在甲骨上的用意，目的是为了显示占卜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和神圣性，借以加强王权。
【思考点】商朝为什么要实行内外服制？
商朝是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组织中的血缘关系尚未完全被打破，商朝没有能力对王畿之外的广大地区实行直接控制。内外服制是当时能够达到有效统治的最佳方式。因此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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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服制是与当时的社会管理经验、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相适应的。 .
总的看，外服之地只是间接地受商统治，隶属关系并不是完全稳固，往往视商之国力盛衰而定。外服以至外服以外的方国，其经济多较商落后，故而也不时进入王畿抢掠。终商一代，与方国的战争十分频繁。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相较于夏朝，商王的权力要相对集中。以王畿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一种同心圆的模式，核心是中原文化，逐渐向外扩散。也正是得益于内外服制的实施，商朝的政治实力与文化影响扩大，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
2、西周：分封制、宗法制
(1)分封制——权力分配制度（政治生活等级化）
对象：多元化——以同姓王族为主体、异姓功臣、先代帝王后裔。
特点：层层分封，等级森严；同姓居多，多居富庶地区；姬姓和异姓诸侯交错制约。
影响：开发了边远地区，扩大了统治范围，国家政权逐渐由松散趋向严密；诸侯国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西周后期王室衰微，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
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
——许倬云《说中国》
早期国家主要以部族联合或者以分封制为基础，集权程度不高，管理松散。血缘是政治权力与国家产生的根源，当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产生以后，又反过来剥离部分成员的血缘关系并减弱其作用，促进社会阶层的分化。
【思维拓展】分封制度的地缘审视：
①血缘标准及分封主体：同姓亲族是分封的主体，在富庶地区或战略要地大多是姬姓贵族，在偏远和贫瘠地区往往是异姓贵族。
②在空间分布上同姓诸侯国较多出现对异姓诸侯国的牵制，乃至“半包围”状态，可见周王室对异姓诸侯既防范又笼络的态度。
③同姓不婚：通过婚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以固结权势，并维护宗族内部的伦常关系。
④黄河流域诸侯国分布相对比较密集，可见黄河流域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与文明高地。
(2)宗法制——权利继承制度（家庭生活政治化）
含义：以父系血缘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
核心：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目的：为了维护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
宗法分封改变了过去外服全部由土著首领担任领导的格局，打破了原有的氏族血缘壁垒，西周的诸侯国不再是单一的自然成长起来的血缘组织，而是由王族、姻亲、功臣所率领的氏族与被征服地区的土著氏族组成的新的族体。周王与诸侯之间固为臣属关系，国家通过这一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也为按地区划分居民创造了前提条件。
——摘编自任世江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
3、商周的社会经济——奴隶制经济发展并走向繁荣
(1)经济的塑形：由井田制“八家共井”到“工商食官”
①农业：主要生产部门——井田制；使用木、石、骨等材质工具；青铜农具很少使用。
商朝时中国青铜铸造业发达为什么发掘出的青铜农具很少？一是贵,青铜农具珍贵，用旧了的青铜农具可以改铸，不可能随便遗弃。二是质地较软，青铜农具容易卷口，不便于农耕。总之，青铜农具的性价比不高。三是青铜农具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器不一样，不常作陪葬品，因而青铜农具的遗存很少。
【概念阐释】井田制——土地经营的基本方式。
井田制是商周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土地制度，其性质是奴隶主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名义上属周王所有，分配给臣下使用，土地不能随意买卖，耕种井田的领主对国王承担义务和责任。
主要内容：一井有九百亩，中间为“公田”，归奴隶制国家所有，“公田”由农民集体耕种，产品归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有。“私田”为农民的份地，产品归自己所有，但份地不属于农民私有，不能买卖，只有使用权，农民耕种完公田后才能耕种私田。
《孟子 ·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郑玄注《礼记 ·王制》中的"公田藉而不税"时说:"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
孟轲以前没有井田制的记载，甲骨文及金文中也找不出井田制的痕迹。……所谓井田制历史上是不曾存在过的。我们认为，井田制只是孟轲的一种乌托邦思想，决不是他力求要见诸实行的理想，还可能是他的尚未完全成熟的未来理想。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
井田制至西周发展更为完备。实行井田制的前提是土地国有，或者说名义上的土地王有。国王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凭借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作为禄田。各级贵族是封国和采邑土地以及臣民的实际占有者。夏商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都是属于国家土地所有制性质，那时土地还不属于个别贵族私有，土地(包括房基地)不能随便买卖、转让，叫做“田里不鬻 ”。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②手工业：青铜铸造是重要部门，青铜器种类繁多，多为礼制象征，代表权力及秩序。
青铜铸造是手工业生产中的重要部门，青铜器种类繁多，多为礼制的象征，代表权力及秩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和兵器）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在夏都和殷都遗址，青铜制造的作坊都设在王宫内，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对于那些没有掌握制作技术的邦国来说，这种能力不啻来源于神灵，拥有这种能力就意味着得到神的眷顾。赐予诸侯和贵族的礼器，不仅是联系宗主和诸侯间的物质纽带，也是精神纽带，它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征服。所以，商朝的青铜器基本以各种礼器为主，尽管代价巨大，但依然要坚持不断的制作而且赏赐给方国。
——著名学者张鸣
青铜器多动物纹样，古代以动物纹样为主的艺术实在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它在政治权力之获得与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可以与战车、戈戟、刑法等等统治工具相比的。古代王朝之占有九鼎便是通天手段独占的象征。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利斗争上的必要手段。
铸鼎象物是通天工具的制作，那么对铸鼎原料即铜锡矿的掌握，也便是从基本上对通天工具的掌握。三代王都屡迁的目的是对铜矿和锡矿的追求。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概念解释】工商食（si）官：
工商食官是商周政府占有工商业者并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国语 ·晋语四》：“工商食官。”韦昭注： “工，百工。商，官贾也。食官，靠官府所给的粮食而生活。即将商人集中起来，设官统一管理，为他们提供衣食，驱使他们为政府服务，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2)文化的塑形：由祀入礼——礼文化一脉相承（天下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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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字—成熟的甲骨文（字以传史）
甲骨文——是商人刻写的占卜记录，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目前所见甲骨文有 5000 字左右，已经确认的不到三分之一。
②礼仪制度—将人的视野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秩序
有学者指出，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这不仅是朝代的更迭，也是一种文明的交替，自此，礼乐文化、宗亲文化代替了巫鬼文化、祭祀文化。
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③商周的天命观：由神本向人本转变，西周时期“敬天保民”思想产生。
敬天保民的思想，是商周之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对待天命的态度上，虽主张要敬从天命，但又不盲目地依赖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人文主义的发展路向。
另外，周公强调从民情知天命的观点，也表明他对于民众的力量以及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上的作用予以高度的重视，这一思想实际上开启了后代重民思想的先河。
【概念辨析】敬天保民：
是商周之际产生的治国思想,崇敬“天”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也重“民”,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这种思想为春秋时期人文主义、民本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儒学形成提供条件并深刻影响后世国家治理。
【问题探究】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 ·酒诰》；
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尚书 ·周书 ·梓材》
上述材料反映了怎样的思想观念？有什么历史意义？
【注释】①监：通“鉴”，意为镜鉴“人不要只以水为镜，而应当以民众为镜”《梓材》同样表达了西周统治者希望他的子子孙孙要“保民”的思想。
【答案提示】
西周统治者从重神观念向重人观念的转变，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民的重要性，这一转变对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孔子、孟子的"仁"与"仁政"思想，以及历代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的呼声，在治国理政上发挥出积极作用。
【能力提升】西周统治者从重神观念向重人观念的转变，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民的重要性，这一转变对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孔子、孟子的"仁"与"仁政"思想，以及历代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的呼声，在治国理政上发挥出积极作用。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比较好的时期，也是民本思想受到重视的时期。
【知识总结】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
1、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国家结构松散，尚未实现中央集权）
2、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家国同构，贵族政治）
3、神权与王权的紧密结合。（敬天占卜、原始迷信） 【结束语】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历经磨难而不衰，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感召和支撑，靠的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这个朴素而自信的观念。它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将中华民族牢牢的拧在一起，走向复兴。
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同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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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拓展】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说：“相对于世界其它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多源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
阅读这段话，查阅相关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资料，考察其分布特点，就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与统一性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答案提示】
中华文明从其起源看,明显带有多元性或多源性的特点。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创造着各具特色的历史与文化。如旧石器时代分布于长江流域的元谋人和黄河流域的北京人已经明显表现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个中心的特点, 进入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也是各具特色。
统一性趋势,即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趋势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另一特点。这种融合以黄河流域最为典型,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被龙山文化所代替。在这种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出现了炎黄部落联盟。几经演变，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起来。此后,中华大地各民族统一趋势更加明显并
出现华夏认同。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多种起源，博大精深，不断融合，兼收并蓄，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顽强的生命力，哺育代代中华儿女生生不息。
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苏氏提到的系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几个大地区，不但资料多，发展的线索也较为清楚。单由这几个文化圈的发展轨迹，已足够呈现中国古代人类文化的聚合过程。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六大区系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是从这里发展起来，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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