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对于乡村来说,是产生烂漫的时刻。那些桃花、杏花之类的花树,争相绽放,夺走了众人惊喜的眼球。然而,乌桕树并没有在意别人欣赏的目光,只是在那枯树一样的枝头上,悄无声息地发芽、生叶、成长。这个时候,我们会在树下荡秋千,在树上掏鸟蛋。夏天,①　　　　　　,一声、两声、三声……不长时间,蝉们就会接连喊出“热了,热了……”村子东头竹林的路口和池塘边各有一棵上百年的乌桕树,热天里,那里是纳凉的好去处。

浅秋时,乌桕树会先把叶子由深绿变为浅黄,那色泽就像秋光中的银杏叶一样耀眼,远远地看去,有童话般的效果。每日清晨,薄雾中的乌桕叶会与炊烟一起醒来,随之,伸一伸懒腰,抖一抖精神。接着,就去享受秋日里那暖暖的朝阳和人们艳羡的目光。熟秋里,②　　　　　　,有浅红的、橘红的、玫瑰红的,让自己的梦境更加绚丽。当繁华落尽,色彩逝去之后,一树的木籽便悄然立在乌桕树的树头。那些木籽像繁星一样,银光闪闪,给深秋里的乡村平添了些许的魅力。其情景使诗人黄镇成有了“野碓喧春水,山桥枕浅沙。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的感觉。

1.文中使用了哪些修辞手法?(　　)

A.拟人、夸张、比喻

B.比拟、排比、通感

C.拟人、比喻、引用

D.对比、夸张、比喻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蝉们就会接连喊出‘热了,热了……’”“薄雾中的乌桕叶……艳羡的目光”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那些桃花……然而,乌桕树……成长”使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那些木籽像繁星一样”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有浅红的、橘红的、玫瑰红的”使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野碓喧春水,山桥枕浅沙。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使用了引用的修辞手法。语段中没有使用夸张、通感的修辞手法。

答案:C

2.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可改写成:“众人惊喜的眼球被那些争相绽放的桃花、杏花之类的花树吸引。”从语意上看二者基本相同,但原文表达效果更好,为什么?

解析:本题考查选用句式。解答此题需要对比两个句子的差别,可从句式、句子前后的连贯性、句子侧重点等不同角度进行思考。改写后的句子,被字句改变了原句的主语,画线句前面是“产生烂漫的时刻”,后面是“乌桕树……”,因此以花树为主语,前后衔接更紧密,更能突出“产生烂漫”。整个语段多使用散句,而改写后的句子破坏了整体的语言风格。

答案:原句的主语是花树,前后文衔接更紧密,也更能突出这些花树的状态;原句为散句,与原语段的整体风格一致。

3.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10字。

答案:①是由蝉喊出来的　②乌桕树把浅黄变成红色

(二)阅读理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8题。

　　材料一　从近代美学观点看,王国维所用名词似待商酌。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移情作用”,“泪眼问花花不语”一例可证。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物我两忘的结果,叔本华所谓“消失自我”。所以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所谓“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实是“有我之境”。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泪眼问花花不语”“徘徊枝上月,空度可怜宵”,都是同物之境。“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都是超物之境。

王国维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他认为“有我之境”比“无我之境”品格较低,不过没有说明此优于彼的理由。

英国文艺批评家罗斯金(Ruskin)主张相同。他诋毁起于移情作用的诗,说它是“情感的错觉”,以为第一流诗人都必能以理智控制情感,只有第二流诗人才为情感所摇动,失去静观的理智,于是以在我的情感误置于外物,使外物呈现一种错误的面目。这也只是片面的真理。情感本身自有它的真实性,事物隔着情感的屏障去窥透,自另现一种面目。诗的存在就根据这个基本事实。如依罗斯金说,诗的真理必须同时是科学的真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依我们看,抽象地定衡诗的标准总不免有武断的毛病。“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各有胜境,不宜以一概论优劣。比如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超物之境”,“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则为“同物之境”。王维诗“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为“超物之境”,“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则为“同物之境”。它们各有妙处,实不易品定高下。“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亦各有深浅雅俗。同为“超物之境”,谢灵运的“林壑敛秋色,云霞收夕霏”,似不如陶潜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或是王绩的“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同是“同物之境”,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似不如陶潜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或是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两种不同的境界都可以有天机,也都可以有人巧。“同物之境”起于移情作用。移情作用为原始民族与婴儿的心理特色,神话、宗教都是它的产品。论理,古代诗应多“同物之境”,而事实适得其反。在欧洲从19世纪起,诗中才多移情实例。中国诗在魏晋以前,移情实例极不易寻,到魏晋以后,它才逐渐多起来,尤其是词和律诗中。“同物之境”在古代所以不多见者,主要原因在古人不很注意自然本身,自然只是作“比”“兴”用的,不是值得单独描绘的。我们可以说,“同物之境”不是古诗的特色。“同物之境”是和歌咏自然的诗一齐起来的。“同物之境”日多,诗便从浑厚日趋尖新。诗到以自然本身为吟咏对象,到有“同物之境”,实是一种大解放,我们正不必因其“不古”而轻视它。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

材料二　钱锺书先生曾谈到两种创作方法,一曰即物生情,二曰执情强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到“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意思和钱先生基本类似。

即物生情是创作者对事物的感知、谛听和描绘,是从物事情感到形象语言,再到意境生成的创作过程;执情强物则是主观先入,是把意念强加于物事,通过自我营设、情境唤起以“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

前者,多为收缩性写作,即先对客体产生直观感应,再动之以情,述之于笔;后者基本上属于发散型写作,是所谓不按常理出牌,以主观意念混淆造物、统领外物。

比如绘画,有“喜气画兰,怒气画竹”一说,这是即物生情,假使你反其道而行之是否可以成立呢?我以为也是可以成立的,谁说怒气不能画兰、喜气不可画竹呢?况且有时非怒非喜,涂上几笔兰竹也未见得不精彩。所以,凡事不可太“概念”,“非此”未必“即彼”。王阳明有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是很好的关于主客体的哲学诠释,不过,话说回来,却也是典型的“执情强物”。

有时我却觉得这两者之间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看,而是一种相互作用,或者说彼此圆融。所谓“意与境浑”“意与象合”,是物我相融、彼此打通;朱熹说“身心内外,初无间隔”,则是心与物化,得心而应手。世间事,殊途可以同归。艺术创作,也不存在什么约定俗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原载于《新民晚报》,有删节)

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朱光潜认为两种境界的区别不在“我”之有无,而在“我”与“物”的关系。

B.“同物之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心理表现,连神话、宗教等都从它脱胎而来。

C.《诗经》等早期诗作中,自然只是叙事抒情的由头,还不是单独描绘的对象。

D.“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不宜武断优劣,但针对具体作品可以品评高下。

解析:B项理解错误,“同物之境”起于“移情作用”,神话、宗教都是“移情作用”的产品。

答案:B

5.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魏晋之前,“同物之境”的古诗相对少见,而“超物之境”的作品则要多得多,王国维可能因此认为“同物之境”的品格较低。

B.王国维与罗斯金的观点一致,都认为移情于物是一种情感的错觉,会使外物呈现出错误的面目,所以品格上不及“无我之境”。

C. “非怒非喜,涂上几笔兰竹也未见得不精彩”说的是绘画,但这种艺术体验与作诗相通,与罗斯金主张的“科学的真理”吻合。

D.在古诗中存在一些写景的佳句,符合王国维所谓“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也是诗人意与境浑、物我相融的得心应手之作。

解析:A项,“而‘超物之境’的作品则要多得多”错误,根据材料一中“自然只是作‘比’‘兴’用的,不是值得单独描绘的”“‘同物之境’是和歌咏自然的诗一齐起来的”可以推断,“超物之境”在魏晋之前也不多,“因此认为”也于文无据;B项曲解文意,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更胜一筹,但是没有认为情感导致外物呈现出错误的面目;C项错误,罗斯金排斥贬低一切情感附带。“非怒非喜”指心境平和,不是零感情态度。

答案:D

6.结合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的一项是(　　)

A.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

B. 春山冶笑,我只见春山之态本然;秋气清严,我以为秋气之性如是。

C. 镜无畜影,故触形则照。是以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

D.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解析:A项是典型的同物之境,具有“以我观物”的特征。

答案:A

7.两则材料都提到了王国维,请说说两位作者对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学说所持的态度。

答案:①材料一认可王国维的两种分类方法,但是质疑其命名准确性,也否定了王国维对两种境界高下的判断。首先指出其区别不在于“我”之有无,只在于“我”与“物”的关系;然后举例比较,论述渊源,说明前者品格未必不及后者。②材料二认为王国维和钱锺书的分类方式相当,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同时又指出,简单二元归类不够客观,不能反映艺术作品“意与境合”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