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届高考历史人教版一轮创新学案与作业：第十一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备考提能

　　　单元知识整合

(一)宏观体系构建

(二)专题知识总结

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地位及原因

(三)中外关联

1．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古希腊人文思想起源的异同

2．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

　　　史学前沿　百家争鸣

1　史学前沿——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概况

(1)弘扬传统文化。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强，以张岂之、庞朴等人为代表，将思想史扩展到文化史，使弘扬传统有了更为广泛的意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弘扬传统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2)体系的重构。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试图对精英思想与大众社会、经典传承与一般知识、历史资源与重新诠释等诸多难点进行学术思考和追索。

(3)考古的补充。除了以往的出土资料外，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出土，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理出版)、郭店楚简(1993年出土，1998年以后整理出版)等考古发掘出来的失传文献，对揭开古代思想史的某些疑团，弄清不同学术流派的渊源脉络，都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战国到秦汉的儒学传承与演变、黄老之学、道家学说、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

(4)精神的拓展。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周、秦、汉之间的士大夫政治形成、演化、机制、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论证，对礼与法的关系、治道与教化的关系、儒生与文吏群体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采用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综合研究路数，可用来打通人文领域的学科隔阂，在精神层面承继传统学术的悟性和洞察力，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样式。

(5)细节的深化。代表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卷，人民出版社，1984、1987年)。90年代以后，年轻学人更多地在细节上寻求突破，如梁涛对《孟子》字义细节的推敲，廖名春关于荀子姓氏的考证，刘笑敢对老子和庄子相关疑点的细究等，都反映出研究细节的进展。

——摘自《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3期

2　学术界对董仲舒的不同评价

(1)基本肯定。董仲舒的一生是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的一生。董仲舒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巩固和加强了以刘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促进了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西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据此即可论定，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的第一教育家。以上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的方面，始终是消极方面，特别是到封建社会后期，便日益走向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方面。(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基本否定。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比其前辈的哲学思想，在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问题上，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而且还使人的认识更远地背离了客观真理。因此对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应持否定态度。董仲舒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是他编造了一套“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规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以致尽管各个封建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它们却都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地为“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永恒性”作论证。(于首奎《西汉哲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

(1)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存在的。

①翦伯赞认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被当作邪辟之说受到抑压，而儒家学说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升到一尊的地位。

②《中国通史纲要》写道：“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维护‘大一统’的任务，就是要求树立为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思想体系。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推崇儒术，罢黜儒家以外的学派，只有通晓儒学的人才能做官。从此，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教材，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③张传玺指出，西汉前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即位，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翦伯赞、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存在的。

郭志坤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采取了“综合的办法”，“吸收了各种学派的思想，甚至包括对立派的思想中的有用的东西，收罗进‘儒术’这个思想体系之中，然后要人们去‘独尊’，同时，对于思想上的各派别，既不‘焚’，也不‘坑’，而是让其存在”。董仲舒“所鼓吹的儒术跟原始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已经糅合了各家各派的主张，成了‘博采百家，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它兼顾了各方，顺乎时务，也就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董仲舒所提的‘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了，但实际上‘百家’并没有罢黜。相反，汉武帝的指导思想是博采百家，运用各家各派学说的长处，加以综合利用”，即“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实际上是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各家各派思想的封建专制理论”。(郭志坤《评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光明日报》1980年6月10日)